在日本，扶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靠自己或家庭的资金支持。以至于，即使到今天，很多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世界级品牌的大企业，并不愿意把自己投入资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拿到市场中转让。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从自主创新意义上衡量的美国竞争力，就要高于相对技术保守的日本。二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但是贷款对象往往集中在大型企业身上，或者由大型企业担保的中小企业身上。只要大企业能在国际市场上拿到订单并有较好的交易条件，那么，中小企业就会以外包的业务方式接受来自大企业的订单。他们是“同甘共苦”的企业家族。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拿到银行的贷款就愿意去做有时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创新活动呢？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不愿意把自己花费大量精力获得的研发成果在市场上转让，而愿意将它或其中的一部分无偿地告诉自己相关的中小企业呢？如果一旦出现上述讲到的恶劣状况，这种研发成果的社会投入效率是不是会因为暂时的生产环境的恶化和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得不趋于零呢？
事实上，日本的大企业随着规模的成长已经不可能满足国内的市场，它们必须要掌握战胜市场竞争对手的觅食本领。如果不持续地创新和盈利，就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市场的竞争力或无法承担必要的运营支出而变得入不敷出，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日本业务关联的中小企业为了确保和大企业稳定的业务关系，也要不断地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提升自己不可撼动的技术力量来为自己的大企业保持稳定的核心部件供给。这样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也使得日本大企业慷慨地将业务内容传授给下面各个自己的生产环节，而把行业中的任何企业都看成是自己竞争的对手。
可是，在那段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严重的年代里，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和银行之间固有的“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曾被世界其他国家在解释东亚奇迹的成因时反复提到的“主银行体系”。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分担风险，借助制造业鲜明的比较优势弥补相对弱势并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业所牺牲的靠价格波动获利的财富效应。不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银行业一反常态，纷纷利用日元升值的强势，去海外寻找商机，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商业模式不同，日本的银企之间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了日本银行业面对美国贪婪牟利的投机行为，不得不付出惨重损失的后果。而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一些金融业务主要都变成了服务于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的投机行为的活动，最后，泡沫的崩溃让日本很多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作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
和日本政府相似的是，英国政府也十分注意增长方式的协调性问题，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精英人才的吸纳，确保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根本不考虑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来提升制造业繁荣的战略。欧洲经济体中的德国和英国不同，集中精力发展制造业，所以，这次欧洲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华尔街一起参与了很多类似的金融创新的活动，结果都跟美国一样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心，而因为既不具备美国这样持有世界主导的货币又不具有高度的货币独立性，命运比华尔街金融机构更惨。而德国的金融机构受到本国的严厉监管而没有条件参与金融创新滥用的游戏，结果没有造成对实体经济太大的冲击。相反，因为欧元区很多国家在危机中受困，从而使得德国制造业的出口这两年来一直能够在有竞争力的汇率帮助下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虽然日、英、德等经济大国近年来走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们重视增长方式匹配的共同思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中国的路径选择
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但我们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
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从资本市场的市值上，还是银行的资产规模上，无论是从金融体系建设的宽度上，还是从我们从事金融业的专业人员数量上，无论从中国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上，还是从拥有世界最多储蓄的社会大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上，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屈指可数的金融大国的“第一阵营”。但中国目前还是没有改变“制造大国”和“金融小国”的身份。因为金融大国拼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实力”；金融大国拼的是“差异化”的创新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完善的制度与有效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标准化”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低附加价值的价格竞争；金融大国拼的是“波动”中抓住瞬间即逝的投资机会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靠价格管理来赚“稳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续费。为此，在目前我们已经具备的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显然，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确实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再加上我们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实施力度都有限，这也对“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功能的正常释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今天和世界金融大国相比，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来弥补我们的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缺陷。而且，今天当外资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深重影响而不能自拔，中国政府又主动调整引进外资战略以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的时候，如何尽快强化我们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将决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和未来健康发展的模式。
虽然，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面前，我国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资本，并进而把产业资本带进了灰色的金融系统，去从事它们不擅长的“资本运作”。有些很好的中小企业因为对企业价值的定价不熟悉而贱卖给了海外私募基金，有些民营企业家干脆做起了靠价差盈利的“金融业务”，集资、高息放贷、或炒作地产和大宗商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这样的“资本运作”丝毫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为此，能否引导这批资金从现在纯粹的以钱养钱的方式，转变成支撑中国大学生、海归学子回国创业的天使基金，这对抗衡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显得十分关键。
一般情况下，选择风险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是：先理顺国内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功建设，在完善的制度和监管措施的支撑下，让谋求高收益的金融资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资助的“标的”项目。然后，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的市场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继而推进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否则，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反而会断送改革开放30年给我们创造的丰硕成果。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中国已经避免过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安稳地行进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以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前车之鉴便是东亚几个率先发展起来，却在几次金融危机中屡屡受创的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我们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其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拿走自己创造的宝贵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国之梦，但是，中国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甚至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我们最终会意识到，“破旧”的同时如果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能够依托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我们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而忘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要把工作做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
，孙立坚演讲：制造大国与金融大国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