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孙立坚 1962年出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主要研究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比较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实证金融理论和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主要著作有《金融经济学》、《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部冲击效应与汇率安排》、《谁创造了房奴、车奴和卡奴——孙立坚谈中国经济》、《小国的痛苦和大国的烦恼——孙立坚谈世界经济》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仅使各国经济深受重创，也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意识到，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度依赖性所带来的挑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国内的金融体系，把中国变成金融大国，从而绕过美国，直接来管理自己生产和创造的宝贵财富。然而当我们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制造业大国挑战金融大国角色早有先迹可循，只是这种尝试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因如此人们开始寻思：为什么制造业大国总绕不开金融发展的瓶颈，制造业大国究竟有无能力摆脱固有的金融局限性，从而向金融大国成功转型？中国在制造业大国和金融大国的两种发展模式中应该做出如何的选择，或者有没有可能并驾齐驱？
两种发展模式
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
从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五国乃至当今的中国所不断打造出东亚制造业大国的奇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和供应的稳定，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而资本积累、标准化生产和不断拓宽市场来发挥制造业做大做强所需要的“规模经济性”，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以制造业立国的前提条件。当然，技术更新、管理效率等“软实力”，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以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优势立足于国际市场的制胜法宝。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推进，制造业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开始变得日益残酷起来，再加上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给制造业的健康成长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国家为了能让自己继续立于不败之地，它们不断通过政策优化、“软实力”强化和国际合作等方式来弥补自己所面临的制造业大国“比较优势”恶化的挑战。
与此相比，金融大国的“商业生态”却在很多方面与制造大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要素价格不能充分地波动，就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不可能通过获得高收益方式来规避和分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类金融风险。而要素价格的波动很多情况下都会给制造业带来巨大的麻烦。在日本1985年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其制造业的本国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结果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严峻局势。所幸，日本大企业那时都纷纷离开了本土，靠已经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品牌优势，才让日本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得以延续。而后日本政府也在这场泡沫危机的灾难中充分认识到了制造业立国的“性价比”特征，放弃了原来想靠日元升值的强势来打造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从而弥补日本制造业强而金融弱这样失衡结构的梦想。并且，用零利率的高风险手段来维护日元贬值和稳定的格局，以确保日本制造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充分竞争力。说到底，金融赚的是“波动”的钱，而制造赚的是“稳定”的钱。
其次，追求“差异化”的金融创新模式是金融大国的发展之本。金融大国是靠知识、信誉、制度和敏捷性来谋求差异化的选择，并从中获利，而制造大国更多的是通过同质化的产品来谋求规模经济性的效果。金融大国的强势在于依靠人才、品牌、市场发展深度和交易技术的精良，通过他们创造的各类“差异化”金融产品和差异化的交易方式来战胜对手，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绝好机会。他们不在乎所在国家和地区征税标准是否高于制造行业，而却十分在乎那里的市场的流动性和创造财富 “标的”的质量。可以说，金融赚的是“差异化”的钱，而制造赚的是“标准化”的钱。金融大国的运行模式支撑了它成为创新大国的增长方式：即要不惜代价去争夺最优良的人才、设备和技术，以此来争取获得高额回报的“隐性”机会，而不是像制造业那样不惜代价去开拓销售的最终市场，以此确立收益稳定增长的“显性”机会。
第三，“软实力”的突出表现是金融大国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们对风险的认识与制造业国家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投机力量的缺失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风险特征的释放和资产定价的合理性。为此，金融大国不仅仅在于对所有金融资产的价格的变化完全放开的市场机制的保证措施，而且还会刻意在制度上引入投机机制。因为只有充分保证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才能最大程度地确保市场流动性，以此提高价格发现的能力和风险分散的效果。而在制造业国家，任何投机行为或者对资产流动性的高要求都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甚至会构成稳定生产、确保就业的威胁力量。因此，制造业国家往往会对只开展企业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设定较低的流动性规制，往往会对引起价格波动的投机力量实施严格的管制，甚至还会以牺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代价来确保实体经济规模经济性的优势不受到影响。因此，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金融赚的是驾驭风险的“软实力”钱，而制造赚的是规避风险的“硬实力”钱。
具体而言，金融体系的软实力主要表现在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是否能有机融为一体，发挥出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需要的六大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风险分散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和价值创造功能。而制造业的硬实力则主要体现在是否能够提供让消费者满意的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方面。
日本的前车之鉴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做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
随着市场饱和、贸易条件恶化、产品升级压力的加剧等因素，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紧迫感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制造业国家都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盾，那么，产业的结构调整、产品技术的升级就很难实现，企业盈利空间也会受阻，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和今后可用于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基础也由此拖累。而且，像欧美成熟市场的国家那样，企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的资本运作战略就更无法得以成功实施。尤其对于中国而言，当我们的企业制造能力日益强大，民富所产生的需求动力不断旺盛，围绕中国市场所形成的商业和财富创造机会就会明显增多，那时，我们能否靠中国实体经济的强盛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更加取决于我国金融实力的发展水平。
从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所有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在危机的冲击下，不仅金融大国的梦想付诸东流，还断送了多年来辛辛苦苦所打造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盘；还有些国家虽然登上了金融大国的宝座，但还没有等到坐稳，就被巨大的金融海啸掀倒在地，很长时间里，经济都难以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二、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 “软实力”条件；三、增长方式不匹配。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一旦最后金融危机爆发，结果往往是，金融软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复苏也相对较快。最近的案例莫过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假如美国不是当今数一数二的金融强国，而只是一个制造大国，这场灾难很可能会彻底动摇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复苏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金融软实力的脆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