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片的“高票房”公式

　　最近刚上映的韩国电影《国家代表》大受欢迎。上映初期的反响平平，但后劲十足。甚至出现了上映影院数减少、观众数反倒增长的奇特现象。对此，媒体一致认为“大众的热烈响应”是首要原因。即，题材看似寡淡无味，上映后才发现其刚好符合韩国大众的口味。

　　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国家代表》具备了韩国大众喜爱的各种元素。但这并不是值得一味称许的好事。反倒让人担忧。从几年前起，韩国电影界出现了所谓的“高票房公式”。《国家代表》也在很多地方套用了这一模式。

　　首先，出场人物一律都是平民布衣。像《实尾岛》、《王的男人》一样，偶而也有受社会排挤的人物出场。为了突出这一点，韩国电影界还出现了由智障者充当主要人物的惯例。继《怪物》、《欢迎来到东莫村》之后，《国家代表》也是如此。

　　然后，这些人要受到社会统治阶级的无情压制并饱尝痛苦。所有票房超过1000万人次的电影都是这一套路。连根本无需阶级矛盾元素来增色的《国家代表》也设置了主人公的母亲在富人家当保姆，受到东家小女虐待这样的情节，甚至加入了冬季奥运会推进方蛮横粗暴的情节，以加深矛盾。该情节引申到“国际范畴”，就等于是在指责强国的压制和蔑视。

　　如果说《韩半岛》和《食客》将矛头指向了日本，那么针对美国的就是《欢迎来到东莫村》和《怪物》等。而《国家代表》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美国跳台滑雪选手们出场时高喊“韩国是傻瓜”嘲弄韩国队的情节，但理由却模棱两可。而且，他们必须要失败。失败的原因当然不是“自身不够好”，而是在周围的统治阶层的阴谋和权威主义的内外夹击下成了牺牲品。就是说，失败的罪魁祸首是韩国权力阶层或美国、日本等强国。

　　形成这种定式的原因之一是，作为电影主要消费层的20至30多岁的年轻人群的意识在作遂。年轻人容易被极端的被害意识和孤高另类精神感染，总觉得“我自己非常努力进取，是被统治阶级的霸权压迫得这么惨。”

　　无法摆脱现实的绝望感与电影的情节相融合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把“绝望”转化为“愤怒”，用权威主义、官僚主义、反美意识等几个砝码压堵其宣泄口。其结果，青年阶层的愤怒再生为电影所提示的焦点，进而扩散到社会各处。

　　当然，没有人对“艺术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结论有什么异议。当今的年轻人很累。不能对这些视而不见而无条件地空谈其他的“光明”国家。但是“反映”和“利用”不同。这样的高票房套路，与其说反映了年轻人的心声，不如说是看准了其弱点。在狠狠地刺激了他们的自卑感以后，再用“伤感主义”将其放大，其结果只能是诱导他们“泄愤”。没有比“怨别人”更痛快的排解之道了。因此这种高票房模式就有市场。但终究来说，反而加重了年轻人的失败感与无力感，同时磨掉了他们克服现实的意志。

　　是时候为了年轻人重新审视一下大众文化了。如今高票房公式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已经很严重了。撕开社会的伤疤赚钱的想法，毋庸说道义上成问题，对文化这个产业更具有危险性。从来也没有过不健康社会的不健康消费者创造出健康市场的前例。

　　只要不是捞一把就跑的小人，从长远考虑，有必要树立能够同年轻人真诚地共呼吸的新“高票房定律”。真正的国家级电影也只能在那样的前提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