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昨天已有的东西，才能有新的机会
我一直在听，在学，在想。我挺难讲历史的，因为我们这些人身上没有什么历史。走了9年，我很少回过头去看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永远在想明天要干什么，后天要干什么。刚才柳总说他是属于想清楚了再干的，而我是属于干了再想清楚的。（全场笑）柳总刚才讲起过去的很多经历，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走过的很多路，我想阿里巴巴和其他企业一样，都曾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我不敢提“成功”两个字，每次我有成功感觉的时候，麻烦就会来。（全场大笑）每次一说“成功”，就一定会在一个月以内出事。（全场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凡的人，只不过抓住了中国互联网的机遇发展了起来。现在突然看到别人把我当榜样了，我可是一直是把别人当榜样的。人家都说你怎么那么厉害，那么伟大，包括今天给我出的这个题目也特别高深———《被时代引领与引领时代》，真的搞大了。（全场大笑）我没那么厉害，我只想证明一点，我们这些人能成功，关键是我们想到了就干，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在干。
刚才南董讲到了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比尔·盖茨会怎么样。我一个月前去过比尔·盖茨家，有人指着我对盖茨说，你看，这是中国未来的比尔·盖茨。我一听心里就发虚。我觉得我跟盖茨就一样东西差不多，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都长得不好看。（全场大笑）其他我们差得很远。我不跟比尔·盖茨比谁有钱，因为很难比，但是要跟比尔·盖茨比谁能在本世纪内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这个社会的人因为你的企业而发财，我想至少在中国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全场鼓掌）
我们总习惯于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而不是为自己的成功找方向。我刚才听了南董讲到一点非常好，说我们国企9位领导掌握了2万亿美元资产，但他们觉得个人收入太低。很多人经常埋怨体制，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走出来，（全场大笑）如果他们到我们公司来，我一定付他们200万元、300万元年薪。（全场大笑，鼓掌）我记得当年我当老师时，我们院长说，你马上就能升处长了，到了35岁就可以当正教授了。还真有些诱惑力，但我想想还是得走出来，要不到今天没准也是副局级了。（全场笑）但是，如果你想来想去都是我现在是什么级别的国企领导，这个位置你就会放不下。只有放下昨天已有的东西，才能有新的机会。
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做别人不看好的事，做别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
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些这十几年的心得，分享我创业路上的体会。
第一，我要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别人不看好的事。当今世界上，要做我做得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或者我做得比别人好的事情，我觉得太难了。因为技术已经很透明了，你做得到，别人也不难做到。但是现在选择别人不愿意做、别人看不起的事，我觉得还是有戏的，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经验。大家都看好的时候，千万别去惹，比如大家都去赞助奥运会了，你千万别冲过去（朝柳传志点头）。（全场大笑）因为别人比我有实力，比我能力大。大家都合唱的时候，我只小声唱，因为你唱得再响亮，也唱不过别人。而别人都开始沉闷不响的时候，你就要响起来。
有人说，马云你真有远见，十几年前你怎么看到互联网有这么好的前景？我觉得我那时候纯粹是瞎猫碰死耗子。（全场笑）那时我到杭州的一家大酒店去应聘服务员，排在我后面的是我表弟，我的高考分数比他高16分，结果他被酒店录取了，原因是他长得比我高。（全场大笑）但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表弟还在那个宾馆洗衣服。（全场笑）我去肯德基应聘，排了一上午的队，汗流浃背的，结果也被拒绝了。到了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做了互联网。一开始被人当骗子、疯子、狂人，现在又开始被人说是ET（编者注：外星人）了。（全场大笑）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参观了人民日报社的网站，在人民网上跟网民进行交流。我心里的感受可能大家都没法体会，因为当初人民网是我给弄成的。十几年前，大家都觉得互联网不行，那时候有朋友说，你要是能把《人民日报》搞上网，中国的互联网就能大发。于是，我在那个特别冷的冬天里天天去《人民日报》。通过报社的一个司机找到事业发展部门的领导，（全场笑）再后来找到当时的总编辑范敬宜先生。所以刚才我看到历届文化讲坛视频介绍中有范老的镜头时，非常感慨。后来范老请我到《人民日报》给总编、副总编们做一个关于互联网的演讲，那场演讲大概是我讲得最慷慨激昂的一场。讲完以后，范老跑过来，他说，马云，我们明天就向中央打报告，让《人民日报》上网！（全场鼓掌）
十几年后，看见总书记去了我们当时做得最为艰辛的一个项目时，我觉得互联网走到今天实在太不容易了，但我们确实坚持了这么久，做了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并且十几年来我们从没有放弃过。无论是自己干，跟国企干，还是1999年从零开始，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想法，做别人不看好的事，做别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所以才会走到现在。
阳光灿烂时要修理屋顶，形势最好时必须大胆改革
第二，我们公司把握了每一次危机。很奇怪，这几年可能有点心理变态，每次碰上危机时，我就会莫名其妙地激动，感觉机会就要来了。（全场大笑，鼓掌）大家都觉得很好的时候，我总感觉到灾难要来了。（全场大笑）我一直相信机会永远在危险之中，关键是你敢不敢去抓。
“非典”的时候，我们公司被隔离了，600多名员工全部关在家里。因为有一位同事去广东出差回来之后发烧了，然后被判为疑似“非典”。那时候真的觉得公司要垮下来了。600多名员工，每个人都被社区管着，所有人的饭菜都是从窗口用篮子吊上来的。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一个公司必须要迎接这样的挑战，互联网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机会面对灾难时在家办公的公司。那时候突然就诞生了强大的企业文化，我们不愿意失败，我们不愿意放弃。
在这样的灾难里，网络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阿里巴巴的全体员工被隔离了8天，但全世界的客户没有一个知道阿里巴巴被隔离了。那时我们已有近千万的客户。我们所有人把电脑、网线搬到家里工作。你打电话给公司的时候，都自动转到员工家里。电话铃一响，拿起来就是：“你好，阿里巴巴！”（全场笑）员工的家属们，甚至家里的老人，拿起电话也先说：“你好，阿里巴巴！”（全场大笑）在8天里，我们没有停止过一分钟的服务。
所以，危机时期往往是培养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时候。
2001年，在几乎没人看好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却在大力进行组织建设、干部培养。那时人家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说，第一，我们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干部队伍。第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全场大笑）那时大家都认为互联网走不久了，此前很多人加入互联网公司时，都抱着一种暴发户的心态，认为加入互联网就能上市了，但是互联网突然就不行了。那时候我们统一了思想，觉得互联网还是会影响世界、影响中国的。第三，“南泥湾开荒”，让大家踏踏实实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在别人忙着找工作、另找出路时，我们在忙着培养自己的干部、员工。
企业文化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公司遇到灾难的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就像平时锻炼身体，在身体好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感觉的，但当你身体不好时，平时锻炼身体的积累就会爆发出来。
我一直坚信，在阳光灿烂的时候要修理屋顶。公司形势最好的时候必须做一些大胆的改革，改革不能等到不行的时候才做，那时候风险太大，成本太高。所以每次在公司形势最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一些破坏性的动作，任何破坏性、颠覆性的改造都是为了让这个公司保持更好的状态。形势不好时，你就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忘掉外面的评论，忘掉外面的批评，记住自己想干什么。
